习近平致中国新闻社贺信令海外侨界华媒界受鼓舞******

　　中新网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罗海兵)在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信祝贺。海外侨界华媒界人士认为，贺信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海外侨胞和华文媒体寄予的深情厚意，让他们感到振奋和鼓舞。

　　习近平贺信中肯定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希望中新社“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海外侨界和华媒界人士认为，70年来，中新社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友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恪守联接中外、沟通世界，领军华文媒体、服务全球华人的职责，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勾勒侨乡的一草一木，又书写祖(籍)国发展宏大叙事，更在关键节点敢于和善于为华侨华人发声，逐渐建设成为世界华文媒体的资讯中心。成功举办的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成为华媒人士的峰会和精神家园。

　　美国侨领、曾两次出席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著名报业出版人方李邦琴给中新社发来满满一张信笺的亲笔贺信，信中写到：作为身处海外70余年的老侨，通过中新社的平台及报道，了解了祖(籍)国及世界中华儿女的动态，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不但要祝贺中新社生日快乐，更感谢中新社为国家为世界华侨的服务成就及精神。她表示，提高国际传播力及实效性是当前迫切的需要，希望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上更增加“话语力”来讲好中国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

　　多位海外华媒从业者还围绕贺信中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外文明交流和民心相通，如何发挥好桥梁作用展开热议。

　　有着28年美国华媒经营经验的美国《美中报导》社长江维表示，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这一情势下，更彰显了华文媒体的重要性。海外华媒应服务住在国受众，建设全媒体矩阵，接轨主流社会。“海外华媒人也是民间大使，应加大力度创办及参与更多的文化交流和商务联谊等活动，从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

　　“世界正处于一个更加复杂激荡的时代，华文媒体应加强自身敏锐度，善于发掘中外共通性和共鸣点，增进中外民众相互理解才会让双方相互发现世界观中的底蕴。”斐济《斐济日报》总编辑杨鸿濂表示，“民相亲则国相通，一个和谐共处的舆论环境是世界人民所共同期盼的。华文媒体应借势而为，在世界舞台中树立真实客观且具有独特视角的形象。”

　　“海外华媒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食粮，他们关心祖(籍)国的发展，关注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巴拿马《拉美侨声报》董事长周健表示，在国外每天面对大量各种语言文字的讯息，鱼龙混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秉持中正客观、爱国爱乡的华媒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根基。

　　他说，“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海外华媒的关心！要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对祖(籍)国的热爱，加大正面话语权，正本清源，华文媒体是一个重要平台。”(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